唱自己的歌

上学期听罗大佑的歌,深深地被他歌曲中传达的对当代社会现状的关注/对政治的控诉/对时光流逝的感叹这些主题所吸引,这些歌曲不同于当下商品化经济中的流行歌曲,不是那种只关注个人之间流于肤浅的谈情说爱。

这种在歌曲背后浓浓的人文主义关怀,歌以载道的精神让我痴迷不已,于是我就像发现新大陆一般去听海峡对面那些80、90年代的歌曲,自然而然地我了解到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台湾民歌运动。

70年代,随着大陆政权取代台湾政权获得联合国合法席位,随着美国与大陆政权的关系日益紧密,台湾不得不面对即将到来的一系列“外交溃败”,之后强权统治的蒋介石逝世,而当局却继续“党禁”“言禁”,尽管官方一直在宣传着“庄敬自强,处变不惊”,但整个社会处不免感到压抑、彷徨、迷茫,“我们究竟还是不是中国人”“我到底又是谁”,这些自我意识的疑问,让风华正茂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开始思索人生,思索当下。在种种大坏境的因素催化下,无论是在文学届还是音乐届,混杂着民族主义、反西化、回归怀旧等元素的“乡土文化”正在复苏。

在这场运动中有着极大影响的人物几乎都不是正规音乐科班出身,无论是借用余光中的八首现代诗作曲的被誉为“现代民歌之父”的杨弦(77年后跑到美国从事中医事业,音乐只是他的业余爱好),还是直到现在仍然是台湾民歌领头羊的原住民胡德夫(台大中文系肄业生),乃至被后人传颂的第一个喊响“唱自己的歌”口号的李双泽(谈江大学数学系肄业生)。而这一时期红极一时的校园歌星在毕业后几乎都没有人继续从事着音乐事业,不愿意过多地在媒体中抛头露面,哪怕是当时首唱《龙的传人》,长相英俊的李建复也是后来在yahoo当亚洲区事业发展总监,所以说70年代这一批台湾校园民歌手是最纯正,商业气息最少的,他们更多的是唱出自己心中所想所愿,而并非去迎合大众口味。

而其中最让我这个理想主义者感到热血沸腾的就是1976年李双泽的“淡江事件”,当时的具体细节已经难以考据,当时李双泽具体说了什么也没有录音,但无论是哪个当事人的回忆版本,都大致是这样的:只见那个胖子一手拿着吉他,一手拎着可口可乐上台,质问坐在音乐会下面的听众“我从纽约到台湾,喝的是可口可乐,唱的是西洋音乐,请问我们自己的东西在哪里,我们为什么不唱自己的歌曲?”,说罢,他就坐下连唱了几首民谣歌曲。有人说下面的听众一片喝彩,也有人说下面的听众一片嘘声。但不管怎么说,演唱会之后,淡江大学的《夏潮》杂志上刊登了一系列关于“唱自己的歌”的讨论文章。现在看来这种有着振聋发聩“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行为是多么的让人心血澎湃。2007年,李双泽逝世30周年淡江大学为他立了一块“唱自己的歌”纪念碑。说道这里,你会发现在李双泽76年喊出口号后,在77年就去世了(1977年9月10日,李双泽在淡水兴化店海滩因拯救溺水的外国游客而淹死,得年廿八岁),很可惜,真的很可惜,老天只再给了他10个月的时光创作歌曲。他写的几首歌曲中,流传最广的是《少年中国》和《美丽岛》,很明显后来影响台湾民主政治进程的“美丽岛事件”就是取自这首歌名。

后来的故事就是侯德健在1979年美国与台湾正式断交时写下了《龙的传人》;1982年时,一个戴着大墨镜,全身黑衣爆炸头的人在声嘶力竭地高喊“台湾不是我的家”;瓦斯行店成绩不好的儿子生带着一颗平凡心,一颗对人生情感的敏锐感悟心制作了一张又一张百万唱片;唱着《张三的歌》的大叔担心着那些占领着西门町的台湾未来主人翁……再后来,我们大陆的音乐被周杰伦王力宏五月天占领,最后用《遥远的乡愁》书中的一段话做结语:

如果没有校园歌曲,如果没有民歌手,我们的人生会存在很多虽不致命却也因此更加难耐的残缺–我们可能听不到《橄榄树》,不知道蔡琴,没有《爸爸的草鞋》,没有《龙的传人》,李宗盛可能还在换瓦斯罐,李泰祥还挣扎在古典边缘,梁弘志与李寿全也不会去写歌,所以那个叫Julie的女子唱着西洋歌然后嫁人出国,苏芮这个名字和《一样的月光》从来不曾出现过。 如果没有台湾校园歌曲,祖国大陆的流行音乐至少滞后五年;如果没有台湾校园歌曲的影响,新加坡的华语音乐无法开始独立的篇章;如果是这样,人生真的会很寂寞。

是啊,如果真的这样,人生真的很寂寞。

参考书目、纪录片: